功勋兵器见证苦难辉煌
庆祝、回顾、展望……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回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和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凭借手中简陋的武器装备，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的功勋兵器，见证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见证了我们这支军队一路跋涉的征战历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功勋兵器也是一本本书、一面面镜子。
今天，让我们与其中的一些功勋兵器来一次心灵对话。
跋山涉水“走”完长征路
五八七号山炮
■张 昭 张帆宇 柳晖征
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时，最初携带和缴获的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无几。其中，军博收藏的一门编号为587的山炮堪称“传奇”。
这门山炮名为“七生五过”。“生”在当时是英文“厘米”的音译，“七生五过”是7.5厘米口径的意思。该炮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炮管短粗，最大射程4300米，由上海兵工厂在1927年制造。
它身经百战，曾与红军将士一道突破乌江、转战乌蒙山、抢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战士们赞誉它“山炮一响，胜利就有希望”。
和很多红军的武器装备一样，这门山炮是战利品。
1935年2月，湘鄂两省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由于多种原因，红军暂时放弃苏区，准备北渡长江，转移至湖北创建新苏区。
当时，鄂军纵队司令兼第58师师长陈耀汉以为可以拣个便宜，命令所辖两个旅先行出发，与自己和西面的张振汉所部合力截击，歼灭红二、红六军团。
不久，消息传来。红二、红六军团一举全歼172旅。陈耀汉闻知消息立即掉头南撤。贺龙、任弼时、萧克分析判断陈耀汉南窜，必经桃子溪。于是，萧克、王震带领两个团冒雨急行军赶到桃子溪，对敌发起猛烈攻击。
此战，红军歼敌1个师部和近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587号山炮就是其中之一。
红二、红六军团取得的战果，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于是展开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这门山炮便随着广大指战员踏上漫漫征途。
长征中，红军战士克服重重困难，人抬马驮，甚至在过草地时都没有丢下这门炮。草地数百里处处有泥潭，炮身太重无法拖行，官兵就想办法，把炮拆分开来，分头肩扛人驮。这一过程中，红军战士牺牲了一个又一个，可更多的人前仆后继，硬是把它抬到了陕北。这也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一直惦记并找到了这门炮，把它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土地革命战争馆中的一件重要展品。
四处“开花” 令敌胆寒
自造地雷
■孙瑶婷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制作出各种令敌胆寒的地雷，成为打击侵略者的重要武器，并最终以此为基础，发展成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性作战样式之一。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仍收藏着不少当时根据地自造的地雷。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那时地雷战的兴起、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当时，民兵武器装备极差，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枪支，地雷容易制造、杀伤力较强，因此很快由点到面普及开来。
当时的地雷种类很多，这和根据地的制造条件以及作战需求有关。最初，“铁西瓜”真是铁的，但铁壳地雷易被日军地雷探测仪发现。于是，抗日军民创造性地制作出用石头、陶罐做的地雷；八路军军工部技术人员则研制了反工兵地雷；还有一种“土化学雷”，采用硫酸和炸药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专门用来炸“偷雷”的敌人。
地雷引爆方式也不断创新。从最初的绊雷、踏雷，发展到后来的拉雷、虚实连环雷、子母雷、头发丝雷、夹子雷等等，令敌防不胜防。
当时制造地雷的也不只是民兵。为解决地雷供应问题，八路军山东纵队曾建起两个兵工厂研制地雷。到1941年，八路军军工部共制造了1万余枚各型地雷，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和各根据地。
为促进弹药生产，中央军委发出“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等指示。毛主席指出，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
为用好地雷，各级积极组织培训班、编写地雷知识小册子。经过培训的人员回到各地，进一步掀起大规模的“造雷热”。
在山东海阳，地雷战大显神威，涌现出3个胶东特级模范爆炸村，3名全国民兵英雄和13名胶东民兵英雄、99名胶东模范、11名胶东爆炸大王。
曾有侵华日军对“地雷战”这样叙述：“地雷爆炸，不少人被炸死，还会导致骨折和大量流血。尤其是伤员搬运量大增，如果有5人受伤，就会有60个士兵因参加搬运而失去战斗力。”
地雷战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生动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展现出在我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敢于斗争、不畏强敌的英雄豪情，敢为人先、大胆创新的聪明智慧，敢于胜利、乐观自信的坚定信念。
战火催生 集智攻关
两用82迫击炮
■柳晖征 张帆宇 张 昭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门外形奇特的82迫击炮。它长1230毫米，没有前支架，在炮尾部增加了一节400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式装置击发。
与其独特外形相对应的，是它的功用。这种由八路军第129师炮兵主任赵章成研制的迫击炮，既可以曲射，也可以平射杀敌。
赵章成，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神炮手，历任红军炮兵连长、炮兵营长、炮兵主任等职务。在长征路上，他曾创造过用仅有的3发炮弹接连打中敌碉堡、掩护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奇迹。
百团大战期间，面对日军坚固的混凝土碉堡，赵章成带人往炮弹炸药里加入辣椒面打击日军碉堡。铺天盖地的辛辣味熏得日军个个争先恐后往外跑，我军成功拿下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赵章成担任第129师炮兵主任。针对弹药缺乏和部队经常转移的特点，1942年，赵章成受命挑选迫击炮手组成特种射击研究班，经过3个多月研究，试制成功迫击炮平射拉发装置，使82迫击炮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可低于5度，达到既能曲射又能平射的要求。
改造后的82迫击炮重量轻，可分解后携带，可平射，兼具步兵炮功能，能较好地适应近战、夜战要求，八路军战士用它多次摧毁敌人的据点，相关做法当时在全军推广。
边修边战 屡创奇迹
“功臣号”坦克
■王振宇 张 昭
在抗日战争中，认识到坦克的巨大威力后，我党在尚不具备建设装甲兵部队条件的情况下，就积极着手培养相关人才。
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安排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干部转学坦克、炮兵等军事技术，为我军奠定了人才基础。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党及时安排人员搜集日军的坦克及相关器材，并在沈阳九一八工厂发现了几辆日本97式坦克。
成功吓退敌伪人员后，我方人员将两辆坦克开出工厂。之后，一辆坦克被敌特分子破坏，另一辆坦克受损严重无法行进。我方人员不顾安危，再闯沈阳九一八工厂，抢回一车器械，最终将坦克修理好。这辆幸存的坦克就是后来的“功臣号”坦克。
这辆坦克加入人民军队序列后，先后参加了绥芬河剿匪、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因其资格老、车龄长，坦克手索性称它为“老头坦克”。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攻打锦州作战中，“老头坦克”因故障太多，本来没有承担任务。在车组成员坚决要求下，它才有了上战场的机会。战斗中，其他3辆坦克都被击伤无法作战，“老头坦克”也连连遭袭。车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出入坦克，边修边打，一直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迫使敌军打出白旗。战后，“老头坦克”被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为“功臣号”。
平津战役中，“老头坦克”在敌人集火打击情况下，摧毁敌人一个又一个碉堡。特别是在进攻金汤桥战斗中，它主动出击，吸引敌火力，先后摧毁敌3个暗堡、 5个火力点，率先攻克金汤桥。
1949年，由99辆坦克、50辆装甲车组成的装甲部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功臣号”因立有卓越战功，成为装甲部队方阵的头车。
后来，“功臣号”坦克光荣退役，被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攻城拔寨 自制利器
“飞雷炮”
■王浩然 任 鑫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展厅里陈列着一门特殊的“火炮”。
这门“火炮”的发射筒口径达350毫米，单次抛射炸药量达10千克，攻击距离300米，能在半径20多米的范围内产生强烈毁伤力。
这种“火炮”被称作“飞雷炮”，实质上是一种炸药包发射筒，曾在解放战场上大显神威。
“飞雷炮”的发明人是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第4纵队11旅工兵连连长聂佩璋。聂佩璋受过专业教育，擅长爆破。1945年调入太岳一分区后，聂佩璋发现，在攻打日伪军炮楼碉堡时，八路军和民兵面临火力不足的状况。为了让战士在较远距离攻击对方炮楼碉堡，聂佩璋萌生了研制炸药发射筒的想法。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大举进攻晋南解放区，修筑了大量“伏地堡”。这种工事十分坚固，只有射击孔以上的部分高于地面，易守难攻。这让当时正在集训4个旅工兵骨干的聂佩璋再次动起了脑筋。他改进了之前尚不成熟的炸药发射筒制作工艺，以汽油桶作为发射筒主体，在筒身上加铁箍以增加强度。经过多次试验，抛射筒可以抛射炸药包，“飞雷炮”由此诞生。
1947年9月，聂佩璋所在第11旅参与攻打陕县作战，首次亮相的“飞雷炮”对着陕县城墙一阵猛轰，炸开几个大口子，官兵们一拥而上，只用三四个小时就拿下陕县。
此后，“飞雷炮”不断改进，加装了瞄准装置、筒座、脚架，有的还加装了机械击发装置。在一次军事训练汇报演习中， 部队专门演示了“飞雷炮”，刘伯承、陈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1948年，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国民党军第12兵团在双堆集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了大量地堡、交通壕，还把几百辆汽车连成一圈，用沙土装满打造了一条核心防御圈，构成里外三层的防御体系。
战斗打响后，解放军180余门“飞雷炮”进行了3轮齐射，国民党军伤亡惨重。“特大威力炮”的火力覆盖造成了敌军心理上的极大恐慌。在“飞雷炮”助攻下，解放军只用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号称固若金汤的工事群。战后，发明“飞雷炮”并参与攻克李围子的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11旅工兵连荣获“飞雷立功”奖旗。当年第11旅工兵连在李围子战斗中使用的这门“飞雷炮”，也于1959年被军博收藏。
除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外，“飞雷炮”还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战功。
后来，“飞雷炮”作为一种非制式过渡性武器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它见证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艰苦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最终克敌制胜的非凡历史。
“长剑”破晓 昭示未来
“东风一号”导弹
■孔燕松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矗立着一枚“东风一号”导弹。
它弹体高大，不怒自威。尤其是那重1.3吨的弹头，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
这是夏日北京一天的上午9点，馆外阳光灿烂。同样是9时许，1960年11月5日的酒泉发射场，此时还是晨曦微露。
那时，不远处的发射现场，“东风一号”导弹的原型“1059”静静矗立着，仿佛一支就要描绘历史的巨笔。
“1059”发射升空，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后，现场的时间仿佛凝固了一样。
“成功命中目标！”消息传来，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潮水般的欢呼！
“1059”试验的成功告诉世人：中国军民一旦下定决心，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在选择发动机试车用的推进剂时，外国专家断言我国生产的液氧和酒精不可能达标。总设计师梁守槃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了国产推进剂并取得成功。
缺少关键的发动机试车台及试车规程方面的资料，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带领团队夜以继日，仅用两个月就编制出了试车台设计任务书。
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当时导弹许多部件要靠外地企业来生产，全国约有1400多个单位直接和间接参与了工作。
在这张全国协作网上，主要承制厂就有60多家，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多个领域。
这是在我党坚强领导下，军民一心、精诚团结、攻坚克难的一次力量展示，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次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