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度过了四十一岁生日的毛泽东没有想到，自己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竟然是从一场失利之战开始的——那是八十三年前，一个猪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
春节渐渐临近，踏上长征路已经三个月的红军队伍笼罩着低沉的气息。那一年是猪年，在老百姓看来，是一个吉祥且兴旺的年份。
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的前方，是沿长江设防的川军；身后，是追击而来的中央军。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
湘江血战，八万六千人的队伍损兵五万。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选择了毛泽东。临危受命，立于船头，摆毛泽东面前的是：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
情报失误：“歼灭战”打成了“拉锯战”——参战队伍中出了后来的三任国家主席和七大元帅。
一路征战，伤兵满营，隆冬时节，缺衣少弹。此刻，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山地又难以建立根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各路大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危机四伏。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
北渡长江，必先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要冲之地赤水城。红军四个军团和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怎料，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至赤水河畔，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四川王”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让他难以应付，此时的刘湘显然不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毛泽东决定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607.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对尾追之敌打一场“歼灭战”。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突然发现，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还有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时任军委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后来回忆：“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
“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子弹不足二十发的红军陷入危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楚，绰号“熊猫”的郭勋祺不是一只温顺的猫，而是一头凶猛的熊。
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已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山谷之中，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体。红五团团长赵云龙牺牲，红十团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团参谋张震先后负伤。在战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参战部队中，二十年后出了两百多名将军开国将军。而在整个土城战役的红军一方，后来则出了新中国的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七大元帅：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飚、张爱萍。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