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燕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
返城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城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
这年，习近平和武晖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晖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
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
“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
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
“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
“这个事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你可以当。”
“我不行，当不了。”
“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我怕我当不好。”
“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
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
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
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
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
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别忘了我们呀……”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庞、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
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
10月8日，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
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多年以后，习近平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
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