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山城重庆的一座监狱内，年仅29岁的傅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国民党当局以傅烈等人“系共党中首魁，执行重要任务”，将其抓捕后从速判处死刑。
傅烈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他担任省委书记仅一个多月就被捕，被捕后不到一个月就被残忍杀害，这让人清醒看到敌后斗争的极端残酷。
在昏暗的牢房，傅烈从容地铺开信纸，和亲人诀别：“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的。”在这封写给父亲的遗书中，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作为家中独子的傅烈满怀歉疚之情。在写给妻子陈才用的遗书中，他转而壮怀激烈、情难自禁：“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在信的末尾，他写下“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
1928年4月3日，傅烈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英勇就义。
就在此时，党组织得知傅烈被捕的消息后，正在组织力量进行多方营救，并且同意傅烈的妻子陈才用赶回江西省临川县老家筹款救人。陈才用紧急变卖家中土地、房屋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筹足钱款急匆匆赶往重庆，不料就在返回路上听到傅烈等人就义的噩耗。
这是陈才用第二次为丈夫筹钱，却没能派上用场。当年，她支持丈夫踏上革命之路，同样变卖了自己的家产。
傅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经商谋生，能在乱世中安身即可。但傅烈从小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年代。1919年4月，担心儿子在外面“闯祸”的父亲趁傅烈寒假返家时，赶紧安排了一桩婚事让其“收心”，不允许他再去九江读书。
父亲擅自中断自己的学业，傅烈心中满是不平。但对这桩封建包办婚姻，他十分满意。妻子陈彩蓉是一位新女性，才貌双全，知书达礼，与傅烈情投意合。傅烈根据英语译音将爱妻的名字改为“陈才用”，意思是希望她发挥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个有用之人；把自己的名字“傅见贤”改为“傅烈”，希望将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919年10月，刚当了几个月学徒的傅烈打电报请求父亲汇300元钱作旅费，准备漂洋过海。父亲极力阻止儿子远行。深明大义的妻子陈才用坚决支持丈夫。她暗地里卖掉陪嫁的5亩田地和首饰，想方设法凑齐300元钱，给傅烈作旅费。
1920年5月9日，傅烈远渡重洋寻求革命真理。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中，傅烈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同年10月，傅烈和聂荣臻、蔡畅等人来到列宁的故乡，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遥隔山海，傅烈与陈才用的相思深情愈来愈浓。1925年夏，傅烈奉命回国，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情报工作。因革命需要，经组织特许，陈才用来到广州，与傅烈一起投身革命。多年未见，傅烈掏出特意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块女式手表送给爱妻。陈才用一直小心地珍藏着这件爱情信物。
“投身革命即为家”，幸福团聚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傅烈转眼又踏上危机四伏的征途。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发动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派傅烈到四川重建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在傅烈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歌乐山下重新唱响游击队的战斗歌声，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市民游行示威气壮山河……傅烈在川东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蔓延整个巴山蜀水。
1928年3月9日，傅烈在重庆兴隆巷8号召开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时，不幸被捕。傅烈被捕后，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安全。3月10日晨，趁看守警察困倦，傅烈轻声对被捕的同志说：“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下午，他们被移送卫戍部接受审讯。傅烈当即化名贺泽，坚称自己是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受审的日子里，傅烈暗地鼓励大家：“要顶住，要像铁板一块！”
对于傅烈慷慨赴死的情形，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写道：“行刑号声一响，凄恻声中，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傅烈的化名）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即刑前点名）时，‘到’字特别声高。”
傅烈牺牲前的壮举，给敌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当年刘湘军部亲历审讯的一些参谋、秘书也对其肃然起敬：“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
和傅烈同年出生的陈才用，决心留在四川继续为党工作。她把原准备用来营救丈夫的钱，全部交给四川党组织，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丈夫就义前的最后嘱托，成为镌刻在陈才用心头永不磨灭的誓言。
敌人一直怀疑陈才用是“共匪”，多次搜查她的住处。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看见陈才用手上戴着那块法国手表，便一把抢了过去。丈夫留下的唯一纪念也被抢走，陈才用几天没有吃饭，咬紧牙关，绝不向敌人低头。
1931年9月，敌人再次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陈才用逮捕。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陈才用没有屈服。敌人恼羞成怒，照着陈才用的胸部猛击数拳，她顿时晕厥过去。这造成陈才用终身内伤，多年后依然经常咳血。最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她经历10个月监狱生活的折磨后，被判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陈才用孤身一人，先后到九江、黄梅一带寻找红军和党组织未果，只好一路乞讨回到临川老家。后来，她被扣上“赤匪婆子”的帽子而丢了工作，被逼得无家可归，靠帮助亲戚纺棉花或当家庭教师度日……
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陈才用终于等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1978年，傅烈牺牲50周年之际，中共四川省委特意派出慰问团来到南昌，亲切慰问陈才用。临别时，慰问团负责人在陈才用的笔记本上写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
1987年离世之前，晚年的陈才用卧病在床，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仍念念不忘要为傅烈留下一个比较全面的传记，这是她生前最后牵挂的一件大事。这位一生历经坎坷的老共产党员，直到逝世也没有忘记丈夫的嘱托：“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陈才用生前一直珍藏着丈夫那封力透纸背的绝笔遗书。它寄寓着他们悲壮曲折的人生经历，见证了至死不渝的红色恋情。那是为国为民的赤诚，那是坚定不移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