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烈火中永生
■解放军报记者 钱宗阳 通讯员 闫昱燃 罗 杨
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习近平
舞台上，巨大的LED屏幕显示着明艳的红色背景。站在摄像机前，“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捧起一篇书稿，以微微颤抖的声音开始朗读——
“江姐双手接过红旗，迎风一抖，五颗晶亮的金星，立刻随着红旗飞舞……”
这是小说《红岩》的经典片段。1961年，《红岩》出版，女地下党员“江姐”的革命故事传遍大江南北。红岩，也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地标。
60年后，张桂梅——一位感动中国的优秀女共产党员，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上，再次重温了亿万观众对“江姐”和红岩精神的深刻记忆。
永远朝着东方
永远朝着党
房间很小，光线昏暗。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上，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十几个人就挤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秋日，山城重庆依然湿热，记者来到渣滓洞，走进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关押“江姐”的女牢。
小说中的“江姐”，原型是革命烈士江竹筠，牺牲时年仅29岁。
在渣滓洞一间展室，记者见到了一张令人动容的照片。照片上，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幼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是江竹筠一家唯一的全家福，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
短暂的幸福瞬间背后，是革命者的艰难抉择。拍完这张照片，江竹筠将她和丈夫唯一的孩子彭云托付给亲戚抚养，毅然跟随丈夫前往参加武装斗争。
不久后，丈夫彭咏梧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江竹筠强忍悲痛，接替丈夫的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
孩子，永远是母亲心头的一块肉。牺牲前，江竹筠身上唯一带着的是儿子的照片。很难想象，一位母亲、一位妻子，究竟要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承受与孩子和丈夫的生离死别？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她作出这样的抉择？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在江竹筠用竹签子蘸着棉花灰制成的“墨水”写就的狱中家书里，记者找到了答案。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陈列大厅，记者的目光被数十颗用牙刷柄刻成的“红心”吸引，它们有的刻着“跟党走”，有的刻着“共产党万岁”……
这些“红心”的制作者，是被捕时年仅21岁的共产党员余祖胜。在渣滓洞，他磨制了上百颗这样的“红心”，被关押的难友几乎都得到过他赠送的“红心”。
一颗颗“红心”，是革命者的赤子之心，也是对党的忠诚之心。正如小说《红岩》中赞颂的那样——
“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
愿以我血献后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重庆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昔日中共南方局机关、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红岩，是这3个地方的总称。
今天的重庆，楼间轻轨、魔幻天桥、过江索道、洞子火锅……众多市井百态、人间烟火的打卡地常被网友津津乐道。70多年前，这里是我党与反动派斗智斗勇的特殊阵地。红岩精神在斗争中孕育，在烈火中永生。
清晨，嘉陵江上波光粼粼，江中舟楫星星点点。登歌乐山俯瞰，满目翠色中分布着红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渣滓洞等教育基地。
“三面环山，前临深沟，制高点有岗亭六座，机枪阵地一处”，这是当年渣滓洞戒备森严的情景。
距离渣滓洞2.5公里处，坐落着一栋郊外别墅。它就是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的白公馆。那里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走进当年的“刑讯室”，昏暗的灯光下，陈列着形形色色的刑具：老虎凳、火背篓、钢丝鞭……阴森恐怖的气息，仿佛仍在诉说着黎明前的黑暗。
就是在这“两口活棺材”中，许晓轩、陈然、江竹筠、许建业、罗世文等深陷囹圄的革命者，与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挺进报》主要负责人陈然被关在白公馆一个阴湿的牢房中。难友们通过一个秘密孔道，传给他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他把与敌人的斗争中偶然得到的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去。
忍着剧烈的伤痛，陈然在香烟盒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下：《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就这样，我党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各个牢房。
走进渣滓洞，展柜中一页页泛黄的纸上，写满了长长短短的诗句。人们在这里驻足，默默诵读——
“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由何雪松、蔡梦慰、何敬平、蓝蒂裕、傅伯雍等20人组成的“铁窗诗社”秘密在狱中成立。这首《把牢底坐穿》，正是铁窗诗人们不屈革命气节的写照。以诗歌为战鼓，革命者批判着旧世界，畅想着新世界，激励着同伴，也嘲讽着敌人。
就义前夜，蓝蒂裕给自己的孩子耕荒写下了一首小诗《示儿》，“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1949年10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在仍被黑暗笼罩的白公馆，罗广斌与陈然、刘国鋕、丁地平满怀胜利的喜悦，用一床红色的被面、几个纸剪的五角星做成了一面红旗，藏在牢房的地板下。
令人遗憾的是，这面红旗未能打出去。胜利前夜，除罗广斌脱险外，其他3位同志英勇就义。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3天，国民党反动派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200多名革命志士集体杀害，烈士鲜血染红歌乐山。
矿砂经过提炼
才能生出金子
阳光洒向歌乐山烈士陵园，穿过松柏，投下斑驳的光影。一阵清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烈士在低语。
走进这座烈士陵园的陈列馆，革命先烈用鲜血凝成的“狱中八条”赫然入目—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英烈在生命即将结束时，集思广益给党留下的泣血遗言，也是对新中国沉甸甸的寄托与期望。
置身肃穆的陈列馆内，同行的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周勇，向记者讲述了“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白公馆中坚持斗争的革命先辈们，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无比忠诚的深厚情感，想方设法讨论交流，总结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和党组织建设的经验教训。
后来，罗广斌和10多位同志成功脱险，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狱中党组织对革命工作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后经党史专家整理、提炼，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第一条便直指领导成员。狱中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干老干部在长期消极隐蔽政策下，没有积极的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
1948年4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叛变，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关押10年之久的许晓轩烈士曾反思说，被捕前重庆已发现消极隐蔽下，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并已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
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作风的淬炼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正如陈然烈士所说：“矿砂经过提炼，才能生出金子。”忠诚与背叛的深刻教训，让先烈们向组织郑重建议，“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今天，“狱中八条”读来仍然振聋发聩。这充满血泪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一个百年大党自我净化的政治品格，映照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的清醒审视。
在“狱中八条”前，每一个来到陈列馆的参观者，几乎都会驻足、凝望、沉思。看着那一个个凝神静思的背影，记者心头浮现出革命先烈说过的一句话：“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
红岩精神，必将永存于中国共产党人心中！
让“红梅”在心中绽放
■桑 叶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当《红梅赞》的旋律响起，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红岩精神。
在风雨如晦岁月，是谁坚如磐石，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
在逆境考验之下，是谁秉持无畏的斗争精神，用热血和生命进行搏杀？
是红岩英烈，是红岩精神淬炼的共产党人，是具有红梅品格的革命前辈。
1939年至1946年，近8年时间里，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为代表的南方局领导，培育和锻造了红岩精神。解放战争后期，曾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被捕的革命志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概括地讲，红岩精神是在白区土地锻造出来的红色精神。它集中体现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傲雪凌霜的红梅品格，是红岩精神的生动写照。“独抱孤洁”“凌寒独自开”。红梅象征着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奋勇争先、自强不息，象征着优秀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和坚贞气节。
红梅品格体现在周恩来身上。1943年3月的一天，正好是周恩来45岁的生日。当天，他在南方局机关整风大会上给大家作报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省，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周恩来以自我审视、自我革命的精神，给自己留下一份特别的生日纪念，也为后世留下一份红岩风范的永恒记录。
红梅品格体现在董必武身上。董必武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期间，掌管财务开支。有一个月，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对不上。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检讨信。董必武为六角钱作检讨一事，在红岩村引起强烈反响。
红梅品格还体现在许晓轩、王朴、陈然等一大批革命英烈身上。他们立起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风范，丰富和壮大了我们党的精神谱系。相反，一名共产党员如果缺少红色精神的锤炼，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红岩烈士留下的“狱中八条”，既是对后人的告诫，也是对那些有辱红岩精神之人的有力鞭挞。
奋进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虽然远离了白色恐怖，但红岩精神一刻不能缺少，它早已成为我们闯关夺隘、攻坚克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只有大力弘扬红岩精神，让“红梅”在心中绽放，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涵养浩然正气，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我的精神故乡
■第77集团军某旅战士 陈 力
“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3天，国民党反动派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200多名革命志士集体杀害，鲜血染红了歌乐山……”
前些天休假，我以“党史小导游”的身份回到家乡——重庆歌乐山红岩村，通过视频直播向战友讲述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
先烈们在狱中写下的激扬文字，浸染着革命者鲜血的刑具，共产党人惨遭屠戮时的照片……再次看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的一件件历史文物，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这里的场景。
那是2007年深秋，在我报名参军后不久，我的爷爷——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带我来到纪念馆，向我讲述革命先烈们在监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
那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这座“进得去出不来的人间魔窟”不能让共产党人屈服。不过，罗广斌、陈然、罗世文、车耀先、“江姐”“小萝卜头”等名字，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离开山城重庆，我踏上了驶向大西北的军列。初入军营，当得知我来自红岩村，新兵连战友对我投来期许的目光，仿佛在他们看来，这个地名似乎自带着一种令人敬仰的魅力。
然而不久后，我就让对我寄予厚望的班长失望了：由于不适应大西北的严寒天气，我的脸、耳朵和手上长了冻疮，轻轻一碰就钻心地疼；加之难以忍受军营严格的管理和艰苦的训练，内心渐渐打起了“退堂鼓”。
“娃儿啊，你来自红岩，咋能当逃兵呢？”得知我的想法后，爷爷并没有责骂我，而是再次给我讲起了发生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的英雄故事，“革命先烈们哪个不是肉长的？可他们的意志却是铁打的！”
在爷爷的讲述中，我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于是，我暗下决心：“要努力成为一名好兵，绝不给家乡红岩丢脸、绝不给牺牲在红岩的革命先烈抹黑！”
自那以后，我刻苦训练，在日复一日的摔打中，逐渐成为了训练尖子，并且在同年兵中第一个当上了班长、入了党。看到我的成长进步，许多战友纷纷点赞：“不愧是来自红岩的兵，过硬！”时光荏苒，如今我已从一名懵懂新兵，变为全连兵龄最长的战士。十几年来，每逢新兵下连，我都会给他们讲一讲红岩故事；每逢执行大项任务，我都会用红岩精神为大家鼓劲打气。在我看来，红岩精神给了我奋进的力量，我也想用它激励更多的人，让他们在红岩精神的感召下，为实现理想奋力前行。
（李春晖、付 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