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关键节点闪耀着永恒光芒。90年前的遵义会议，因其伟大转折意义而彪炳史册。那些与遵义会议相关的文物，仿若璀璨星辰，闪烁着耀眼光辉。它们是“现场”的见证，承载着历史与精神。本期“军史发现”，为读者呈现遵义会议相关文物背后的故事——
走近革命文物 重温遵义记忆
■朱仁印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
一座城，因为一次会议而闻名遐迩。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南依贵阳，北邻重庆，西接四川。遵义城更是北据娄山雄关，南临乌江天险，犹如托在群峰之中的一颗明珠。遵义城中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名叫子尹路。子尹路96号有一幢房子，因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此召开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扩大会议而被载入史册。
子尹路，曾用名“枇杷桥”。子尹路两侧，当时多是低矮的木板平房，有一幢豪华的二层楼房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这里原是国民党第25军（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住宅。1932年，柏辉章在遵义城最繁华的路段建起了这座私宅，人称“柏公馆”。
“柏公馆”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结合的砖木结构建筑。楼房有抱厦一圈，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窗”。门窗为板栗色，窗户上镶嵌彩色玻璃。楼层四周有回廊，可以在此凭眺远处巍峨的群山。底层走廊的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边加有一道木栅栏。这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之一。
1935年1月7日，红1军团第2师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红军顺利占领遵义后，由于蒋介石一时搞不清楚红军的计划，故迟疑不决。各路军阀更是心怀鬼胎，观望等待。于是，红军在遵义得到近两周的休整时间。几十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证实了这一点：部队得到两个星期的喘息休整时间；因为蒋介石停止了消耗巨大的而又徒劳无益的追击，他需要时间重新部署他的兵力，并把他们的行动与黔滇川等省地方军队的行动协调起来。
此前，柏辉章已将一家老小接往贵阳，金银细软也一并带走。正好，这幢没有人居住且空间大的“柏公馆”，就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场所。其中，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住在二楼，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李卓然等住在一楼。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子“易公馆”里，离“柏公馆”约有一刻钟的路程。博古、李德则分别住在离“柏公馆”不远处的两处地主宅院里。
现在仍保留着一份13日周恩来署名发给李卓然和刘少奇的电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柏公馆”二楼一个小客厅里举行，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就在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柏辉章率领他的人马已经逼近遵义。19日，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
柏辉章万万没有想到，“柏公馆”会因遵义会议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遵义会议是永远的历史丰碑，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评价的那样：“中国的道路——至少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1961年3月，遵义会议会址被认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题写的匾额
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
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组建也因此提上日程。11月21日，遵义解放，遵义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24日，中共遵义地委和专署、军分区正式成立。
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筹备委员会”（下称“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并对当地所有可能举行遵义会议的地方，进行调查了解。但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举行的，不可能到处声张，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知道确切的会议地点。遵义地委就根据当年红军干部的回忆，初步判定老城区的杨柳街天主教堂为遵义会议会址。
与此同时，“筹委会”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以求获得更加详尽可靠的信息。1955年，文化部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对会址进行调查，并组织人力搜集文物。当年，遵义地委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这个重要线索让“筹委会”的众人如获至宝。他们当即对“柏公馆”和周围环境进行保护，并拍摄照片，绘制详细图纸，报送上级部门，请他们进一步鉴定。同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教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的驻地。至此，遵义会议的会址终于确定下来。
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供有关部门进一步审查。1957年，正式定名为“遵义会议会址”。
1964年，在遵义会议会址的新一轮维修工作即将完成之际，贵州省委认为会址重新开放时，如果毛泽东同志能亲笔题写匾额是最好的。根据省委意见，贵州省博物馆馆长吴业君等人携带由省委办公厅拟好的报告，前往北京呈送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一张长34厘米、宽24厘米的宣纸上写下了“遵义会议”4个字，接着又在另一张同样大小的宣纸右边写下了“会址”两个字，将两张纸拼接在一起就是完整的题字。
这幅珍贵的题字从北京寄到贵州后，当地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手书放大，用优质木料制成匾额。该匾额为黑底，“遵义会议会址”6字阴刻贴金，看上去熠熠生辉，庄严肃穆。1964年底，会址维修工程结束后，这块匾额即高高挂在会址大门上。1965年，遵义会议会址重新开放，这块匾额沿用至今。
会议现场的木桌
遵义会议开会时使用的木桌。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会人员从“柏公馆”临街的大门进入，穿越过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的影壁，其上用五彩瓷片嵌字，正面书写“慰庐”，背面则书写“慎笃”。影壁后面是一个天井，天井以青石铺墁。影壁南面有小门通往四合院，北面则是主楼。主楼二楼有一个小客厅，可容纳20余人。遵义会议的会场就设在这个小客厅里。小客厅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桌面边沿呈鱼背形，木桌侧边四周为宽15.8厘米的薄木板边框。时值寒冬，大家为了取暖，在地板上烧了一盆炭火。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未能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4人出席，是绝大多数。
会议由博古主持。博古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是也强调了很多客观原因，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遵义会议一共开了3天，中心议题有两项：（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虽然屋外天气寒冷，但屋内却气氛热烈。参会的同志发言声音很高，会议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李德冷冷地坐在会议室的门边，没有坐在木桌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能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与会人员围坐在这张长方形的木桌前进行了3天的激烈讨论，最终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这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3天，是不平凡的3天。正是在这个小客厅里，在这张长方形的木桌上，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党和红军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后，迈上新的起点。遵义会议像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鼓舞。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作诗“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以此表达内心的喜悦。多年后，朱德在回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红军离开遵义后，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是柏辉章的表弟余大勋。他看到这里都愣住了。二楼的小客厅里原来摆放的长方形木桌仍在原处，四周的木椅也整齐地摆放着。
后来，柏家办了一所小学，这张见证了会议现场的木桌被抬到小学里使用。这所小学停办后，这张木桌被移交给遵义朝阳小学使用。1955年，木桌由朝阳小学调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据曾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回忆，1957年杨尚昆来遵义视察、1965年邓小平参观会址时，他们一致认为有此木桌。
今天，这张长200厘米、宽100厘米、高80厘米的木桌仍保存完整，只是漆色略褪。1994年，这张木桌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