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环码头乘船，向香港岛西南方向行驶，几十分钟后，即可到达长洲岛。这里临近珠江口，且位于群岛之中，便于穿梭往来，明清时期就已成为附近渔船集散之处。
80多年前，这个状似哑铃的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岛，因交通便利而隐蔽，曾在一场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的行动中肩负过重要使命。
时光流转。如今，小岛水清沙白，更因传统信俗活动——太平清醮而远近闻名，成为观光胜地。
初冬早上，岛上码头游人如织。78岁的陈凯辛站在人潮中，难掩内心激动。“你看，长洲的‘人气’这么旺！”她对同行者说，它的另外一面也应该为更多人所知！
这是她的故乡，更是她的父亲陈亮明战斗过的地方。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香港，数百名在港避难的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处境万分危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导下，东江纵队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展开了历时200多天的秘密大营救。最终，800余人在游击队护送下顺利离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行动期间，考虑到陆路关卡多，且颠簸跋涉，一些影响力较大、容易被认出的人士和年老体弱的重点保护对象被安排经海路转移，长洲是沿途的重要中转站。
此前，中国共产党就在岛上成立了党支部。根据时任中共香港长洲区委书记陈亮明后来回忆，当时小岛常住人口仅几千人，有党员十几名，大家经常组织各类活动，团结教育群众、传播进步思想，还储备了武器。
“中国共产党在此深耕多年，为营救行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东江纵队老战士后人、香港抗战史研究者王玉珍说。
在陈亮明等人的努力下，当地多方力量被发动起来配合大营救，几十位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成功经由长洲脱险。
陈亮明是长洲人，在广东顺德上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洗礼，回到家乡后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段峥嵘岁月，后来经常出现在他和战友兼妻子巢湘玲的家常话中，成为他们的女儿陈凯辛的深刻记忆。
内地赴港澳“个人游”开放当年，陈凯辛姐妹就陪81岁高龄的母亲回到长洲。“她在岛上一路走，一路细数，在那棵树下藏过情报，在学校门口躲避过敌人……”从小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
2018年，巢湘玲逝世。陈凯辛在整理父母遗物时，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
“老一辈人相继离世，作为子女的我们年纪也越来越大，他们传给我们的香港故事，一定要继续传下去。”她暗下决心，“这是抢救性的工作，时不我待！”
在这样的念头下，陈凯辛姐妹联合王玉珍等几名香港抗战老战士后人，并联系到相关机构团体，成立起十几人的寻踪小组，希望结合自家老人留下的一手资料，挖掘出更为全面丰富的历史记忆。
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的《胜利大营救》一书中，不同章节提及行动在长洲的两处落脚点——一间制香厂和一家鱼栏，这与其他多方公开资料互为印证。然而，时移世易，再加上隐蔽战线斗争的特殊性，其具体地址不得而知。
如何从岁月长河中将这两处地点“打捞”上来？小组成员决定从实地探访入手。今年4月，一行人首次以寻踪为目的登岛。在离岛区议会和长洲乡事委员会成员的带领下，他们接连走访了多名熟悉情况的老人。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长洲乡事委员会主席吴文杰说，应该让越来越多长洲人了解先辈为国家救亡所作的贡献，为家乡感到自豪。
搜集口述资料的同时，小组成员又多次咨询香港历史档案大楼、特区政府地政总署等处，查阅长洲历年的测绘资料和照片，还广泛搜寻海内外网络资料库。
东江纵队老战士刘克强的外孙女黎诗雅，是小组里最年轻的一位，承担主要的线上工作。每天下班后，她就立刻奔回家，通过电脑屏幕“穿越时空”，常常工作至凌晨时分。
“外公已经离世，这是我思念他的最好方式。查找资料时，我总觉得自己离他又近了一些。”她说，“我也想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这些事，让他们知道香港人一直都有爱国爱港的传统。”
经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三四个月后，寻踪小组整理出一份厚厚的报告，初步确认了制香厂和鱼栏旧址，并找到了两户人家的后代。他们还梳理出岛上其余红色印迹：抗战胜利后战士们短暂驻扎的长洲初级英文学校（现为长洲官立中学）……
这份报告得到香港多方高度重视：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研究团队正在基于这份材料策划相关出版物；香港新界社团联会帮助他们向社会发出呼吁，希望为离岛地区设立革命纪念设施。
“当年的秘密大营救得到了香港各界的支持。数十年后，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考察工作，也得到了香港各界的鼎力协助，我们深感欣慰……”王玉珍在总结这一段经历时写道。
陈凯辛近来常常回到故乡，与各方对接后续工作。她和各界一样，期待着先辈们的抗战印记，被更多人看见。
（新华社香港12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