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要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导弹航空工业,就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而这些当时都只掌握在东西方两三个大国手中。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恩来非常明智地抓住中苏关系良好的时机,争取到苏联政府在原子能和航空火箭领域的技术援助。
对于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苏联的援助问题,周总理鲜明地指出:既不能无限度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学习。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要善于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要边干边学、建成学会、努力消化,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经过国防尖端工业部门和院所的专家干部职工的刻苦钻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的导弹、核工业建设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然而,好景不长,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所有中苏经济技术合同。原子能工业首当其冲,苏联撤走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资料,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
在我国核工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定,激励我国从事核工业的科学技术专家们:“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
为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更有效地组织全国大协作,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的“中央专委会”。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市),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
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从中央专委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讨论解决了科研、设计、生产中提出的近百个重大问题。在首次核试验任务准备期间,周总理明确提出,各项工作要“周到细致,准确及时”,“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周总理作为“总调度”,中央专委决定的事,哪怕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也要当场拍板。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一套经验拿来用上了,当然很灵,为我们创造了一套领导研制“两弹”的工作方法。
就这样,经过全党和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
试验当天,周总理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在前方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当张爱萍激动地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向周总理报告:“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总理冷静地询问:“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周总理如释重负,随即拿起话筒向毛泽东主席报告。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根据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周恩来要求各国防工业部门和科研机构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再接再厉, 一鼓作气,立即抓紧原子弹武器化和氢弹、导弹的研制。